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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全球经济复苏仍需时日,或要15年至20年才可恢复

        撰稿:李泓、郑宏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扬在111日全国会计领军大集训的名家讲堂上,表示全球经济进入新衰退期。这次危机从美国开始,美国很迅速采取的措施,遏制这个进一步恶化的势头。危机到欧洲,欧洲正在很纠结之中,经过几个波折,没有明显好转。第三波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因此有这样一个概括,新衰退的趋势渐显。这样的趋势判断基于四个原因,首先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首次低于3.1%,这是七年来新低,已经低于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其次,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普遍低迷。此前所认为的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是双速脱钩的状况,现在看来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偏颇,世界是一体化,不可能不受到影响。金砖国家好几个国家是负增长,中国和印度也是不理想。第三全球的贸易增长,连续三年低于全球GDP增长。这意味着整个世界在去全球化。美国、欧洲为了保护自己,开始施行紧缩政策,实行以邻为壑的政策,使得全球化倒退了,而中国是全球化的促进者。第四,全球利率处于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面临财政危机。

由此,李扬认为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增长过程,新兴经济体的引擎开始有点弱化,再加上贸易、利率问题,使得新兴经济体处在不是特别有利的情况,所以判断新衰退的趋势渐显。他认为,此次危机恐怕会有15年到20年才可能恢复,从2008年计算,我们才走一小半。这是因为导致危机的因素一个都没有消灭。这些因素包括:第一各国宏观经济运行不同步,政策趋向南辕北辙,致使大宗产品价格变动不居,利率水平迥异,汇率变动不居,国际游资肆虐,息差交易盛行。第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程度不同的陷入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两难境地。第三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局部战争频繁。第四全球治理真空。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逐渐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治理体系。全世界什么事都有机构管,每一个机构都有规则。全球治理体系一直运转的很好。但目前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体制机制和原有的规则陷入失效的境地,造成如今所有的事情都必须靠元首们亲自面谈来解决。第五,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恢复未见气色,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普遍下滑,目前看来这个下滑是长期的。现在期望可以做到平稳下滑,不造成剧烈的断崖式冲击就已经很好了。

李扬认为全球经济处于长期停滞下行期的更深层次的四个原因包括:从供给端来看,技术进步缓慢、人口结构恶化、真实利率水平处于负值区间。从需求端来看,各国持续存在“产出缺口”,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期间低于其长期潜在趋势。从宏观政策来看,真实的均衡利率为负值,货币政策失效,陷入流动性陷阱,财政政策压力陡增,面临财政悬崖。从收入分配来看,收入分配格局日趋恶化,抑制了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法国人托马斯.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揭示了这种现象的长期性、普遍性及其危害。

对于中国经济,李扬表示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我们要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平缓过渡到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受到国内外两种力量影响。其一,作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的运行及其发展趋势与全球保持一致。其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速度的变化还来自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优化,来自经济发展。市场化、人口红利、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等,曾经使中国创造奇迹,造就30余年的“结构性增速“;这些动力均在逐渐弱化,导致了如今的”结构性减速“。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是经济发展阶段推移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不代表中国经济不行了。恰恰相反,中国经济行了,我们逐渐向发达国家看齐了。这个过程一定要控制好,一定要速度下来了,天蓝一点;速度下来了,环境好一点;速度下来了,效率要提高;速度下来了,产品质量要提高。最后滑到3%、4%,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如果这点做不到,历史坎儿就在这儿,我们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李杨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有以下四个原因:第一,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全球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中国尤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比为1:2.1。二产向三产转移,必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并拖累经济增速下滑。第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总劳动人口下降,资本投入下降,技术进步的动态令人失望。第三,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第四,环境资源约束增强。我们通过对各类生态环境指标设定阈值,在增长和生态优化之间确定了负相关关系。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习近平主席说“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怎么认识这个新常态?中国目前的状态只是新常态的起始点,它正引领我国经济进入一个动态优化过程:某些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外一些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消失。新常态有两个目标:第一,达到“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益改善、可持续性增强”的更高级、更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第二,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稳态,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结构调整。李杨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第一,从数量、规模上来看,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财政收支、货币供求、国际收支等均如期而下。第二,地区经济走势分化,北上广深等沿海地区及安徽、湖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发展平稳,山西、内蒙、青海等地区发展较差一些。第三,三次产业结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数据的变化等反映质量和效益的因素正在稳步改善。第四,逐步深入的体制改革正在引导中国经济发生深刻的体制机制变化。第五,“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正在被逐步解决,经济正走向“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益显著、可持续性增强”的科学发展道路。
  在新常态下,我们正在“创造性破坏”。经济低迷时,优胜劣汰市场自清理机制发挥作用,消灭一些产业和创造一些产业。淘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形成的过多的低效企业,从而让资源和市场向高校企业集中,由此实现经济的整体升级换代。李杨认为,人为拉抬经济增长不可取,要增强定力,以“宏观要稳,微观要活,社会政策托底”的政策架构来平滑地引导经济的优化过程。
  最后,李杨提出我们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从十八级五中全会讲话,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入手,李杨提出以下五点:第一,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投资仍然是保持经济稳定,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力量,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第二,创新发展:市场和企业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正确发挥作用。政府着力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技术转移转化服务平台等。第三,开发发展:建设开发型经济体。从自贸区建设入手,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劳工保护等制度建设。此外,还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第四,绿色发展:向生态文明建设要增长。深刻理解习近平主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讲话:“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第五,共享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保证公民权利平等,公平收入分配,促进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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